王猛见过大世面,三教九流,五行八作,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情商极高,还具有天生的幽默感,很容易讨生人喜欢,尤其讨女孩子喜欢,熟人都称他“猛子”,他也十分乐意接受这个称谓。
王猛先生相貌英俊,脸部线条硬朗,年轻时络腮胡子就很重,刚刮干净时脸颊微微闪青,如查查DNA(脱氧核糖核酸),他祖上一定有异族血统。可惜他就是个子矮了点儿,一开口又有点儿小结巴,由于第一份工作是服务员,服务意识特别强,特别愿意照顾身边的朋友,外人不了解他时,多多少少给人以巴结之感。其实不然,王猛见过大世面,三教九流,五行八作,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情商极高,还具有天生的幽默感,很容易讨生人喜欢,尤其讨女孩子喜欢,熟人都称他“猛子”,他也十分乐意接受这个称谓。
我和王猛认识是葛小刚介绍的。我原以为王猛比我小,人英俊再加上个小,就会显得年轻。我从小就显老,面相似乎从来就没有年轻过,所以多少有点儿小嫉妒。
好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王猛居然大我三岁,让我有些不爽。
中国人自古是按资排辈的,年纪在社交中起很大作用。尊老爱幼是一个美德。
我自打知道王猛比我年长,他一照顾我,我就有些不自在。长幼有序,兄友弟恭是在论的。
比如他特爱为人拎包,一副跟班的派头,从没有身份之虞。一天我在家,葛小刚打电话说,我们在拍戏,临时缺个人,你过来帮个忙。我推脱了半天也不行。他说,你这是救场,还问我家里有没有名牌包,拎过来当道具,换身好衣服马上过来。
拍戏地点离我家隔着四条胡同,骑自行车只需要两三分钟。我到了现场才看见胡同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,我做过多少节目和讲座,多至几千上万人在场也无所谓,一点儿不会紧张,这是因为我是我自己,不带表演成分。可是让我去演别人,我就彻底瞎了,浑身不自在。
导演可不管这些,对我一点儿耐心都没有,也不说戏,就要求我拎着名牌包上场敲院门,跟开门的姑娘说几句台词就完事。
我还不自信地问了一句:“我是什么身份啊?”导演说:“港商。”
这不是搞笑吗?我堂堂正正一个“大文人”,扮演一个“港商”,这心里落差得多大啊?一上场我发现好多问题,名牌包拎在左手不舒服,换到右手也不适应,别扭之极。加之我不敢看女孩的脸,这是因为拍戏和生活不同,拍戏需要两个人距离特近,近到不合情理,生活中两个生人这么近距离接触就有冒犯之嫌。拍摄时弄得我浑身不自在,大汗淋漓,连续几条都过不了导演这一关。我见围观看热闹的人太多,就让导演清场,导演笑了:“
你多大腕儿啊?又不是拍床戏。
”
终于导演“咔”了,我如释重负,拎一个包居然两个胳膊都酸得不行。这时候猛子马上帮我拎过包,这让我心里漾起一丝暖意。
我从小到大,出门喜欢一身轻松,从来不爱拎包,尤其不拎强调身份的包,所以我的名牌包都是别人送的。
猛子端详着我的包,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,连连说好包好包。我从他眼神看出他是发自心底的热爱,没等他开口,我就说:“这包送你了,我没大用。”猛子脸上掠过一丝惊讶,掩饰不住地结结巴巴地说:“还是未都大…大…大方,这戏拍值了。”
这是人与人交往之间的小插曲,没有刻意设计,也没有深思熟虑,随遇而安,安之若素。
朋友之间的情谊往往都是小事积累出来的,话不在高低,礼不在轻重,在生活中自然发生比什么都好。
一个包对我就是少一件库存,对猛子可能是几天的欢喜,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双方没有丝毫功利。
《背影》3
我们相识那年月都不到三十岁,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,每天都有新鲜事物出现,眼看着社会一天天地变化。那时的社交还很少能去餐馆,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,在家做几个菜聚聚已经很奢侈了。葛小刚厨艺好,经常做几道菜招呼大家去吃,每每吃得高兴,能侃山的侃山,能吹牛的吹牛,酒逢知己饮,诗向会人吟。也不知哪次说高兴了,猛子说:“
哪天我请大家吃顿大餐。
”
王猛那时的正式工作是华侨大厦餐厅的服务员。
华侨大厦是为新中国十年大庆时盖的十大建筑之一,人民大会堂、历史博物馆——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都在此列,可见华侨大厦的地位。
能在此工作非常荣光,王猛由于人帅又机灵,很快就当上了领班,领班权力在经理之下,但在服务员之上。他那个与生俱来的张罗劲,让每一位来就餐者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那时的北京餐馆不多,大饭店的餐厅都硕大无朋,几百号人同时在上千米的大厅就餐是常态,因为当时不讲究也没有单间,吃饭就是挑选一张合适位置的桌子而已。
猛子终于把我们一桌子人凑齐领到大餐厅角落的位置上,坐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几十桌食客人来人往,觥筹交错。猛子说:“
哥几个别嫌慢,今天客人多,你们边聊边吃,吃饱吃好,兄弟今天一定让大家心满意足。
”那是我们最能吃的年纪,又是从贫困年代走来,每个人的食量都惊人。猛子一会儿一道菜地上着,盘子一上桌立刻风卷残云般没了。哥几个频频点头,都说猛子做朋友仗义,这顿饭破费不少。
吃一顿好饭说上一星期是那个年月的常态。
八十年代的聊天,无论以什么开头,男的都会落到吃上,女的都会落到穿上,可见当时物质的匮乏。
尤其大家在大饭店吃饭的经历不多,所以吃完炫耀属于正常。由于猛子的请客货真价实,兄弟夸赞不停,拼了命地举他,这让猛子有点儿飘飘然,然后又请过几次,成为我们年青岁月的一段美谈。
物盛而衰,乐极生悲。
当我们又一次坐在华侨饭店大餐厅中,好戏穿了帮。
那天我们坐了半天,口水咽下去几轮了,猛子只端上来一盘拍黄瓜。我们不停的催促让猛子满头是汗,脸红着又结结巴巴了:“今天不不不行,今天的客人都是穷鬼。”这话是什么意思,他们穷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猛子只好再度解释说,你们以前吃的都是我撤出的菜。
我们恍然大悟,猛子的每次请客都是慷食客之慨,把别人点的菜上到我们这桌,说白了就是吃白食。猛子一脸正义地说:“
公款点菜多,吃不了全是浪费。我看着心疼,给哥几个凑一桌节约不丢人。
”既然如此,我们只好接受了节约光荣的说法,变不安为心安。事后猛子和我说,撤菜是有技术含量的,瞎撤会捅娄子。有的公款请客,人都散了,菜还没有上完,哥几个吃了怎么啦!
这事我们调侃了猛子许久。知道后再没敢去吃白食。说起来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穿帮后果担当不起。可猛子说,穿帮不了,了不得我付款,还能打八折。这让我对猛子高看一眼,凡事有底线思维,钻空子的同时想清了后路,做事不让人家疼,少一道菜对公款吃喝真感受不到什么,我就见过宴会散席后,满桌剩菜都没有动过筷子。
《背影》3
做朋友就是这样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,能容忍朋友身上的毛病才能走得更远。
我到了今天的年纪,回首往事,就会发现年轻时的交往没深没浅,朋友大都伴随各类毛病,今日想起,还是毛病留下的印象更深,也更亲切。一个完人一定没有人情味,也一定让人惧怕。
后来我心血来潮,投了巨资办了一个海马歌舞厅,说白了就是卡拉OK。
八十年代,日本人将卡拉OK伴唱机带入中国,那时也正值港台流行歌曲盛行,大街小巷都播放着各种靡靡之音,去卡拉OK一展歌喉是社会最时髦的事。歌厅弄好了,就差搭班子了,由于猛子的工作经验,被兄弟们盛情邀请做了海马歌舞厅的总领班,每天迎来送往,热闹了好几个月。
谁知歌厅只热闹不赚钱。那年月时兴熟人白消费不付钱,还被叫做有面子。甚至有人愿意把钱偷偷付了,然后当着朋友的面表演一顿“白吃白喝白玩”,显得自己在社会上有路子。歌厅就在我家胡同路口,晚上差不多点时我去检查一下,到门口探头一看,几乎桌桌有熟人。熟人以不付款为荣的习俗,在北方至少持续了十几年才让南方人扳过来。可海马歌舞厅坚持不下去了,大家心气也没了。
一天王朔来看我,站在外面树下吸烟聊天,我说这歌厅看着热闹,但赔钱。王朔就说:“以此为题材,拍个系列剧,能捞回来。”
《海马歌舞厅》剧照 梁天的原型就是王猛
这话提醒了我,当时海马创作室人才济济,剧本分配一下很快弄好了,苏雷、葛小刚、魏人,连王朔一起搭起了拍摄班子,风风火火地在中国大饭店举办了开机仪式,一时风光无两。这连续剧的男女主角定好后,最大的配角是梁天,梁天饰演的就是歌厅领班,男二号,名字就叫猛子,以王猛为原型,负责穿针引线,到处张罗。
一个人生活中生动,才可能被创作者选中当了原型。王猛以其高情商和暗藏的幽默感与朋友们相处和谐。猛子有一长处是我们一干人都不具备的,就是他脸皮特厚,没有难住他的事。说这话真不是贬损人,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文化人的矜持,脸皮薄,遇事后撤,而猛子没有这些文人的酸腐,简单地说是活得潇洒。
我老说年轻时没有荒唐过枉为年轻,谁年轻时也不是圣人。
男人喜欢女孩天经地义,那时候出行不管干嘛,碰上个漂亮女孩难免多看几眼,时间充裕时,还可能搭讪,我也不记得有多少朋友都是搭讪来的。
今天的社会极其开放,可我们那个年月最“流氓”的人今天也算“文青”。
甭管脑子里想什么,但行动上仍是正人君子,文学艺术开道,且谈着呢!
电视剧《妇产医院》 王猛与女演员们
一次在等人,猛子肯定在,小刚,冬生,苏雷在不在我记不清了。路边栏杆上靠着一个女孩,风姿绰约,单肩挎着一个军用书包。
我们几个人都有搭讪之心,但缺少搭讪之胆。我逗了猛子一句:“如果能搞来女孩电话,我晚饭请客。”
猛子说了一句“说话算数”就头也不回地冲女孩走去,走到跟前话都没说就把女孩的书包摘下来挎在自己肩上,那女孩看了他一眼,又摘回书包挎在自己肩上,猛子又伸手去摘书包,女孩说“你想干嘛”,猛子说“认识一下,请你吃饭”,说完指了指我们,把我们一行人吓得不轻。
这件小事足可以证明八十年代社会风气之淳朴。女孩没有丝毫不安全感,也不会认为我们是骚扰她,她表情松弛沟通着:“今天不行,我还有事。”猛子就死皮赖脸地要了电话号码,写在手心上给我看。后来好像和女孩吃了几顿饭,每次都嘻嘻哈哈,说东说西。女孩有一句话我记得清楚,她说:“
你们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坏人,坏人不是你们这样的。
”
每个人生下来都会慢慢积累文化烙印,个人努力也罢,不努力也罢,文化像一把无形之伞罩着你,久而久之你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把伞下的人,这就是文化,谁也摆脱不了。文化大则说是中国文化,中则说是地域文化,小则说是门类文化,我们这群人,虽来自五湖四海,但都忝列文化人队伍,怎么放肆都会透出文人的酸腐。
这样的日子今天回想起来犹如隔世,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极其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,百废待兴,蒸蒸日上。物质虽然匮乏,但精神上十分充实,谈政治,谈文学,谈外交,谈生意,谈艺术,谈女人,无话不谈,每个领域都让人欣喜,都有说不尽的话题。
那时的人都想办法去额外挣钱,俗称外快。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有铁饭碗的,都有一份正式工作。我九十年代初辞了职,那时还没有九二南巡呢!在别人看来我近乎疯了,堂堂国家级大出版社的编辑,说辞就辞了,而我那时从心里觉得凭借自己可以生存得很好。王猛大概也是这个时期辞的职。九十年代初期,社会上掀起下海潮,辞去公职单干。后来,许多大富翁都是这拨九二下海的人。但大多数发不了财,古今中外发财的总是少数,王猛就是没有发财的那拨人。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天天羡慕有钱人的呼风唤雨。
我出资开办的海马歌舞厅在我手下存续不到两年,热闹的日子也就半年,剩下就是苟延残喘,每天收的钱将将够人工费,投资完全打了水漂。但那些风光的日子里,见了各色人等,没钱的,有钱的,真有钱的,假有钱的,先有钱后又没钱的,没钱了又东山再起的,歌厅就是个人生舞台,每个人都会尽情展现。王猛每天都兢兢业业地迎来送往,说着说过千遍万遍的客套话。可惜时运不佳,本来看别人赚钱的项目,我们愣是赚不了钱,就混了个蹭吃蹭喝蹭玩。每天唱得嗓子干燥,还经常上火。
《背影》3
有一天我晚上去歌厅转转,想会会朋友,发现一向乐观的王猛愁眉不展,他是轻易不会这样的。于是我就把他叫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。王猛结结巴巴地告诉我:“急用钱,明天上午必须用。因为没辙了。”我问多少,他说四千元。我又问今日收款多少,他说不到五千。我大方地说:“够了,下班你先拿四千,我签字,算你借的。”王猛愣了一秒,说:“那…那…那谢谢未都了。”
朋友之间如有借钱,如不能马上归还,时间一长,就会成为一个疙瘩。
所以朋友不要借钱,但说归说,做归做,谁都可能有个难事急用,俗话说一分钱憋死英雄好汉。王猛日子一直过得紧张,加之花销也没个计划,所以这四千元很长时间还不上。如果我忘记了倒也罢了,可是忘不了,一见面就想起来。一开始王猛还说快能还了。时间久了,连这话也不说了,我也看得出他的窘境,我就想找个借口将这事了了。
正好那时儿子刚上中学,被同学欺负,我发现时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。高年级同学成群结队趁家中没人时管儿子要钱,儿子吓得不轻。我当时非常愤怒,就叫了朋友帮忙堵住这帮孩子,教训他们一顿。我家在北京一条大胡同里,胡同长而宽,还有岔路口,堵那帮比兔子跑得快的孩子还真不容易。那时手机还没有,家里固定电话十分不方便指挥,所以只能增加人力布哨,终于等那帮不知深浅的孩子来敲门了,没想到一开门是大人,于是乎立刻作鸟兽散。王猛手持大扫帚逮住一个,也加上那孩子脚下拌蒜,摔了个马趴,借势趴在地上耍起了死狗。我正想怎么处理呢,王猛伸手把旁边修车摊的那盆补胎用的脏水端起来泼在那孩子身上,那孩子居然叫赵云,王猛还一口一个你特么叫张飞也不行。
等警察来将那帮孩子拎回派出所教育一番,我们也筋疲力尽地配合调查半天,出门奔了小餐馆。吃饭时,我对王猛说:“
猛子,今天你立大功了,那笔借款咱们两清了,算你帮我忙了。
”王猛愣了一下神,说:“未…未…未都,不好意思,那笔欠的时间太久了,是块心病。”我说:“从今天起,咱俩的心病都没了。”然后继续吃喝。王猛不胜酒力,但那天没少喝,一杯接一杯敬每个人,喝得脸通红。
这事情过去小三十年了,今天回想起来有一种特殊的温暖,有一种说不出的人情。
人情冷暖不是要沾朋友便宜,而是能帮朋友适时解困,尤其是这种一箭双雕的双向解困。
王猛用他的认知与体力帮忙除恶,我用过去的债务化解朋友帮忙的尴尬,某种意义上讲,是上苍给我们往深做朋友的机会,事过境迁,方知珍惜。
王猛走得突然,早晨起来去帮夫人取钱,还没到银行就倒路边了,待夫人知道跑去时,他已经去了天国,走时不满一个甲子。
中国古人定六十为一周期是有道理的,十天干十二地支构成的甲子轮回,是上苍赐予每个人的寿数,不满此数即算夭折
。第二个六十年是为天年,所以古人说“颐养天年”,至于每个人能不能享受到天年,享受多久天年就看命缘了。王猛走得太早了,没容大家都七老八十时坐在一起侃山忆旧,说说青春的糗事,相互揭一下青春的短…….
青春一旦成为垂暮,容貌和身体不再是本钱,恩怨和龃龉不再是心结,剩下的仅是人生的过程,喜怒哀乐悲恐惊,是过程中的过程,而这一过程让人生变得丰富多彩,让回忆忽然变得甜蜜起来。
甲辰秋分子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