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戏骨”朱明瑛：会31国语言，正红时被丈夫抛弃，晚年成女总裁

1978年，北京长安街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来的时候，一位穿着异域服装的女演员，从东方歌舞团的排练厅里走出来。那时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有些瘦小的女人，日后会说上几十种外语，既在春晚舞台上唱响全国，又在海外商界打拼成了女总裁，人生轨迹拐了好几个弯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些看上去风光的节点，往前回溯一步，都藏着不太为人所知的付出与代价。少年学艺、十年特殊时期里的沉寂、婚姻里的拉扯、中年之后的留学和创业，像一串扣得很紧的珠子，一颗不落地串在了朱明瑛的一生中。

很多人只记得她在电视里唱《回娘家》《大海啊故乡》时那个黝黑皮肤、穿着非洲服饰的形象，却不太清楚她的起点有多早。1947年，她出生在北京，算下来，新中国成立时她只有两岁，在新中国完整的教育体系下长大。等到需要选择人生道路时，她已经很清楚，自己要走的，是一条和普通人有些不一样的路。

一九六六年，十九岁的朱明瑛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，这一年对她的人生意义非同一般，对整个国家也一样特殊。她在毕业前就已经显露出突出的舞蹈天赋和舞台感，学校推荐她进入东方歌舞团，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去处。刚进团时，她只是合唱队、群舞里的一个年轻面孔，谁也说不准她将来能走多远。

进入歌舞团没多久，国家进入了十年特殊时期。大量演出活动被迫停下，排练被打断，很多演员突然闲了下来。有人心气一落千丈，有人干脆申请调走。大环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舞台一冷清，许多原本热情高涨的青年人便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朱明瑛也不例外。只是她的犹豫时间，比别人短得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这之前不久，周恩来总理曾到东方歌舞团视察，专门叮嘱演职人员，要重视外语学习。总理那句话——“你们既是艺术家，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一支力量”——让不少年轻演员印象深刻。朱明瑛对这句话记得尤其牢，她后来回忆时说，那一刻感到肩膀上突然多了一点分量。

当演出被迫减少以后，她没有把时间都耗在牢骚和抱怨上，而是开始琢磨：如果舞台暂时亮不起来，那就先把功夫压在别的地方。她心里很清楚，国家迟早会重新需要大量对外文化交流的人才，那时能不能站到前面，就看谁准备得更充分。

那几年里，东方歌舞团的排练厅不再像往常那样热闹，走廊里少了琴声和歌声。有人靠聊天打发时间，有人困在情绪里难以自拔。朱明瑛却总是抱着几本字典和教材，在一旁低头默背。有人打趣她：“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学外语，要干嘛用？”她笑笑，只回一句：“总归有用。”说完继续埋头。

其实那时她已经成家，有了孩子，生活的担子并不轻。白天她要完成团里安排的工作，晚上回到家里，还要照顾儿子。等到孩子睡下，才有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。那段时间，她常常学到半夜，眼睛酸得睁不开，就站起来靠在窗边背单词，让冷风把困意吹下去。

一九七〇年代初，国内外形势慢慢起了变化，文化交流逐渐恢复，东方歌舞团重新忙碌起来。外事演出、出访任务开始增多，各国来访代表团也常常提出，希望看到“朋友们用我们的语言介绍节目”。这一变化，让当初那句“外语总归有用”的判断得到印证。

一、

十年学艺与三十一种语言

按照很多人的经验，二十多岁以后再从零起步学外语，尤其还是多门外语，难度相当大。朱明瑛偏偏就选择走这一条“笨路”。她没有什么捷径，只有一点——坚持，这一点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往往是最难守住的。

她最早系统接触的，是英语、法语这样的通用语种，为了打基础，她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，跑到城郊的外语培训点蹭课。有些课程收费不高，有些甚至是免费开放的辅导，她总是能打听到。那会儿交通不便利，她要坐很久的车，再步行一段路。冬天的风很硬，夏天的路很热，她却坚持往返，一趟就是几小时。

不久之后，她开始刻意接触亚非拉地区的语言。因为歌舞团与亚非、拉美国家接触频繁，如果能用当地语言唱歌、问候，效果往往比单纯表演强得多。她常常利用在北外等高校短期进修的机会，与那里的外国留学生搭话，一句一句纠音。对方笑着说：“你这句说得还不像，得再练。”她就一点不恼，拿个小本迅速记下。

时间长了，大家都知道东方歌舞团里有个“爱较真儿”的女演员，课间老往留学生堆里凑。有人好奇问她：“你学这么多种语言，到底打算学几门？”她认真想了想，说：“能记住多少，就学多少。”这话听着有些倔，可也算实在。几年下来，她陆续接触并基本掌握了三十多种语言，有的十分精通，有的能流利交流，有的则能做到主持舞台、介绍节目。

不得不说，在当年的条件下，这种学习强度十分罕见。她并不是什么所谓“天才型语言学家”，只是利用了所有能利用的时间：等车时记几个单词，排队拿饭时默念一句台词，晚上躺在床上，在脑子里“复读”当天学过的话。语言慢慢内化成一种本能，到了舞台上，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，她几乎可以随时切换。

这一阶段的努力，后来成了她走向更大舞台的关键筹码。有外事演出任务时，领导总是习惯性地问一句：“这次需要用几种语言介绍节目？那就把朱明瑛加上。”这样频繁的锻炼，让她在表演和表达上都越来越游刃有余。

与此同时，她的舞蹈和声乐功底也没有落下。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，她一边坚持专业训练，一边不断接触各国的民间歌舞元素，把传统训练中比较规整的套路，与亚非拉地区更热烈奔放的节奏结合起来。久而久之，她在团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“标签”——亚非拉歌舞的行家里手。

让很多观众记住她的，恰恰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舞台形象。她曾穿着非洲民族服饰，脸上化着深色舞台妆，在舞台上跳起刚劲的非洲舞。照片传开后，不少人一时还以为是某个外国演员。直到看清名字，才恍然发现，原来这是中国的演员，也是东方歌舞团的“朱明瑛”。

二、

事业高峰与婚姻裂痕

到了1980年代，中国电视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，春晚成为全国观众关注的焦点，能登上那个舞台，就等于一下子走进了千家万户。凭借多年累积的实力和特色鲜明的舞台形象，朱明瑛站到了那个最耀眼的舞台中央。

《回娘家》《大海啊故乡》等歌曲，就是这一时期她的代表作品。那几年，她频繁出现在电视上，观众很容易就记住了这位能唱、能跳、还能用多种语言问候观众的女演员。1985年，不少媒体甚至将那一年称作“朱明瑛的艺术年”，她在全国各地演出不断，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不多。

一九八六年，她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，这在艺术界是一块含金量很高的“招牌”。然而，事业这边一路上行，家庭那边的矛盾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。

追溯得更远一些，二人关系的起点其实很美好。朱明瑛的父母与王明琦的父母，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两家来往密切，她小时候就对这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孩很钦佩。后来他进入解放军乐团，成为乐团里的主力，专业素养过硬，性格也踏实稳重。两人走到一起，亲友都觉得门当户对，是令人羡慕的一段姻缘。

婚姻头几年，日子过得平和而甜蜜。两人都在文艺团体工作，彼此理解对方的忙碌，有时排练结束得晚，干脆在路上碰头，一起回家。那时，家庭与事业看起来还不算冲突，忙碌中也有温情。

可随着朱明瑛事业重心越来越向外倾斜，尤其是外事演出和全国巡演机会增多之后，矛盾渐渐浮出水面。王明琦希望妻子能适当“收一收”，多陪陪孩子，多顾顾家。朱明瑛的态度则很明确，她承认自己对家庭有愧，却不愿意因为家庭完全停下脚步。

有一回，孩子生病住院，王明琦留在医院陪床。朱明瑛那边却排着重要演出，很难临时调换。夜里，王明琦在病床边上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你妈的工作太重要了。”孩子迷迷糊糊地点点头，这样的理解听着让人心酸，两位大人之间的拉扯，也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尖锐。

有朋友劝他们：“一方退一步，日子也就顺了。”但人到一定阶段，很多选择其实已经不止是个人意愿，还牵着事业、责任、身份。不管站在哪一边，都很难说谁完全对、谁完全错。两人为此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争论的内容也从“多回家”与“多工作”，延伸到了价值观的差异。

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，当主持人问起离婚的缘由时，朱明瑛用一句话概括：“他是好人，我也不坏，只是两个人想要的生活方式不同。”这话听起来平静，背后却是多年磨合后的无奈选择。按照当时的社会观念，中年离婚，尤其是女方在事业高峰期离婚，会承受不少闲言碎语，这一点她不是不知道，却仍然做了选择。

遗憾的是，这段婚姻到1980年代中期终止。那时的公众舆论环境并不像后来那样宽松，对“女强男弱”或者事业型女性的看法，也常常带着偏见。有人觉得她太“要强”，有人替她不值。可不管外界怎么议论，当事人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，谁也替代不了。

一九八五年前后，离婚已经过去四五年，朱明瑛心里的结渐渐松开，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专业发展。她敏锐地意识到，国内艺术教育和世界一流音乐院校之间，还有不小的差距，如果想在艺术上更进一步，就不能只在熟悉的环境里原地打转。于是，一个新的决定摆在她面前：出国留学。

三、

从春晚舞台到女总裁办公室

那时的留学，对多数普通人来说还是遥不可及，更不用说靠自费去国外深造。朱明瑛的月工资不足一百元，要支付国外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负担。但她很清楚，等到一切“完全准备好”再出发，机会多半已经错过。与其反复犹豫，不如咬牙迈出去。

1985年，她来到美国，进入伯克利音乐学院进修。从国家一级演员到异国课堂上的普通学生，这种落差不小。课堂上，她必须从头学习音乐理论和现代音乐教育理念，英语虽然能说，但要听懂专业课老师的速度和术语，还得花功夫适应。

学费如同一块压在心口的大石头，为了维持学业，她不得不一边学习，一边打工。那几年里，她在美国做过保安，在学校里教过舞蹈，也在当地家庭做过保姆。有人知道她曾是中国的知名演员，惊讶地问：“你真的愿意这样做？”她笑笑回答：“比起放弃学业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”

试想一下，一个已经站在国内艺术顶峰的演员，到了国外却要从头开始、甚至要为房租和饭钱精打细算，这种心态转换有多难，不亲身经历恐怕很难体会。她却硬是扛了下来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兼职，周末继续跑场子，一环扣一环，丝毫不肯松懈。

语言天赋和舞台经验，在这一阶段开始发挥新的作用。她不仅能跟上课程，还能用多种语言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，逐渐在圈子里积累起人脉。1988年前后，她被美国一家金融公司看中，邀请她出任远东部主任。金融行业听起来与艺术相差甚远，但在具体业务中，对文化的理解和跨语种沟通却是极大的优势。

进入商界之后，她用了不短的时间，把自己过去习惯的艺术思维方式，调整为更讲究数字、效率和风险控制的商业思维。开会谈项目、飞来飞去谈合作，这些全不是舞台上的活，却同样需要临场应变能力。她在节目中习惯揣摩观众的反应，在商务谈判中则学会读懂对方的眼神和沉默。

到了1990年代初，她开始尝试自主创业，涉足投资和中介服务。对一个艺术出身的女性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大跨度的转型。有人担心她“玩不转”，也有人等着看笑话。可几年下来，公司业务越做越大，营业额上升到数千万元级别，她用成绩回应了质疑。

有一次，她在电话中对国内的朋友说：“舞台换了一个地方，灯光不一样，规则也不一样，但人还是那个人。”这话说得颇为坦然。对她来说，表演舞台退居二线，商界的会客厅、谈判桌反而成了新的“镜头前”。一身职业装，坐在办公桌后处理文件的样子，与当年穿着非洲服饰在舞台上旋转的形象，相比看似完全不同，内在的那股劲儿却是一脉相承。

1995年，国内出台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相关政策，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学者、工程师、企业管理者开始考虑回国。那一年，朱明瑛也做出了一个不算轻松的抉择：放弃在美国已有的稳定事业，回到中国，从头在文化产业领域再布局。

这个决定，从现实角度看不算“划算”。美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水平都相当可观，中国的市场虽然潜力巨大，但具体怎么做、做什么，很多都还是未知数。她之所以选择回来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，多年的文艺出身和对本国文化的感情，让她始终觉得，最终还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一些事情。

回国后，她把在海外积累的管理经验和对文化市场的理解，投向了国内的文化产业。参与策划演出、运作艺人项目、组织国际文化交流，她的角色不再只是台前的演员，而是站在幕后的决策者。公司的规模一点点扩大，合作伙伴也越来越多，“女总裁”这三个字，渐渐成了她的新标签。

四、

晚年创业与重新定义自我

时间来到2008年，北京已经举办完奥运会，全国各地的文化机构焕发出新的活力。这一年，已年近六十的朱明瑛，在北京创办了一所艺术学校，把几十年积累的舞台经验、语言能力和管理理念，尝试系统地传给年轻一代。从国家一级演员到文化公司管理者，再到艺术学校创办人，她的人生角色再次扩展。

这所学校不仅仅是教歌舞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。她特别强调语言与艺术结合的重要性，经常告诫年轻人：“舞台不是只靠嗓子和腿，还得靠脑子。”在课程设置上，适当加入外语交流和国际表演项目，鼓励学生多看、多听、多学，打破单一的技艺训练模式。

在公众面前，她仍然活跃在舞台。2015年，她再度登上中央电视台春晚舞台，和年轻演员一起演出，状态依旧利落大方。2021年，她在春晚中领唱《非洲歌舞》，那套熟悉的律动和充满张力的表演，让很多观众惊讶于她的体力和感染力。算下来，那时她已经七十多岁，却依旧能把舞台撑得住。

从1980年代首次登上春晚，到2021年再次领唱主题节目，中间隔着几十年。时代背景变了，观众审美变了，电视媒介本身也发生了技术上的巨大变化，但她在表演中的那股认真劲并没有变。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，都要提前准备、练习，服装、妆容、语言细节，一个都不肯放松。

生活层面，她保持单身的选择，一直没有改变。从1980年代初那段婚姻结束之后，她再没有步入第二次婚姻。儿子成家立业后，出于对母亲的关心，也曾试探着说过：“要不您再找个伴？”她淡淡地回应：“人的状态，最重要还是心里舒服。”这句话不算华丽，却透露出她对人生阶段的看法——婚姻不是必须的形式，合不合适比有没有更重要。

对于“单身女性”这一身份，她一向谈得很坦然。年轻时，她就曾提过，单身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可怜，关键在于有没有自主的能力和清醒的判断。到了晚年，她用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证明了这种看法并非一时的口头之快，而是一种贯穿几十年的坚持。

七十多岁之后，她仍然奔波在各类文化项目之间，参加活动、指导年轻演员、参与节目录制。有人问她累不累，她笑着说：“只要还能站在台上、还能说得清楚、唱得上去，就不觉得累。”这句话听着轻巧，背后却是对专业的长久敬畏。

从时间线上拉开来看，从1947年出生，到1966年北舞毕业进入东方歌舞团，再到1980年代春晚走红、1985年赴美进修、1988年进入金融公司担任要职、1990年代初在美国创业、1995年响应号召回国发展文化产业，直至2008年创办艺术学校、2015和2021年再次登上春晚，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清晰的印记。

与其说她的一生是“传奇”，不如说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叠加出来的结果。学艺时，她选择比别人多练；社会环境复杂时，她选择悄悄蓄力；事业与家庭冲突时，她选择捍卫自己的职业；事业稳定后，她又选择走出舒适圈出国深造；在海外站稳脚跟后，她再选择回国重新打拼。每一步都不轻松，却一贯清晰。

在很多同龄人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时候，她依旧在自己的领域里忙碌。没有过多煽情的话，也不刻意强调“励志”。只是凭借扎实的专业、过硬的意志和对人生的自我判断，一点一点，把“国家一级演员”“留学生”“女总裁”“艺术学校创办者”等身份串联在了一起。到今天为止，这条线索仍然没有停下。